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中提出要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级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使命，关系着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水平和素质，影响着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从社会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的短板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够强，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待提高。
高等教育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经济增长指的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那么，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源泉来自何方？
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看到了教育与人力投资的价值。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默提出的内生增长模型指出人力资本的规模是至关重要的，居民的文化教育程度对产出的收益递增必不可少，一个国家必须尽力扩大人力资本存量才能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
佩特拉基斯(P.E.Petrakis)等学者比较了教育人力资本影响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性，指出高等教育培育的人力资本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较强，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
我国目前处于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重要历史时期。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提升、产能过剩以及如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问题的解决都与高等教育发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多数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急剧放缓甚至停滞，长期未能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过渡，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如多数拉美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甚至地理条件的差异都是决定不同国家能否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经验在于这些国家对于教育的巨大投资以及对劳动力技能培训的持续投入，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能够显著减少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放缓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决定经济体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因素之一。
高教体系需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一般来说，现代国家经济增长时期会形成对于高等教育人才需求量的增加，当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速度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时，高等教育体系就无法满足经济增长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会对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阻碍。但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等教育体系不是规模越大越好，也不是发展速度越快越好，而是需要一个与经济结构、产业升级及创新驱动相适应、相促进的高等教育体系。
从拉美国家的经验与教训看，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国家的高等教育规模很大，毛入学率达到了普及化阶段，巴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999年为16.1%，2016年为50.5%，与巴西处于相似经济发展阶段的智利1999年毛入学率就达到37.3%，2016年达到90.3%，阿根廷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999年为48%，2016年达到89.1%。但这几个国家高等教育的18新利luck客服 结构与发达国家高度趋同，未能构建满足本国产业创新升级人才需求的高等教育体系，形成资源错配。他们的学科结构比例与美国较为接近，与第三产业相关的高等教育专业比例过高，均超过70%。
美国的工业化程度和社会发展阶段较高、产能先进，因而能够让较少比例的社会劳动力从事工业生产，对于第二产业相关专业人才需求量相对较小。如果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的高等教育18新利luck客服 结构完全以发达国家为基准，就会形成资源错配，造成投入效率下降，整个社会因为缺乏科技创新活力而失去持续发展动力。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一般会建立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相适应的高等教育18新利luck客服 结构，如韩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99年为73.9%，2016年达到93.8%。但与第二产业相关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比例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2014年仍然处于30%以上，这说明韩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非常注重科学与工程类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高比例的创新型技术人才为韩国稳定经济发展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提供了重要保障。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和《国际统计年鉴》计算，美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61%，英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64%，法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52%。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虽然较高，但高等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处于较低水平。有专家利用1996—2014年数据计算出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为1.82%，认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作用。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对人力资源开发提出巨大的需求，而经济结构的转型又将导致人才需求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经历一个重大转变，即由同时依赖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型转向主要依靠劳动力质量型。一方面经济增长需要大量人才，另一方面已有的教育体系所培养的人才却与市场需求存在结构性的偏差，表现为各个新兴行业的发展需要大量人才，但是同时大量的高等人才不能满足这种需求而存在就业压力。高等教育体系及18新利luck客服 结构要与经济产业结构契合，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建立起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学科专业结构、18新利luck客服 结构和区域布局结构，才能更好地为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服务。
学科专业设置应减少盲目性
培养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学科专业的结构是否合理。我国的区域和高校优势特色专业仍然存在着集中度不够、布点多而散等问题，特色不够，优势不足。部分高校办学定位不清晰，学科专业设置和18新利luck客服 类型不清晰，“平原”多（专业布点多）、“高峰”少（优势特色学科专业少）。特别是高校对某些前瞻专业缺乏预判，造成高校学科专业设置的盲目性及贪大求全。
具体表现为：一是盲目设置专业，追求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二是跟风设置投入少、容易开办的“热门”专业；三是背离学校的办学定位和主体优势，开办对自己学校而言是“短项”或“劣势”的专业，如一些传统工科类院校为争取“卓越新闻传播18新利luck客服 计划”而竞相设立新闻学院、开办新闻传播类专业等。
工科类18新利luck客服 的规模和结构尚不能完全适应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求。机械类、电气信息类、化工与制药类、轻工纺织食品类等专业所占比例明显下降，与同期我国制造业迅速发展不相适应，可能会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高职高专18新利luck客服 主要面向第三产业的占70%左右，面向第二产业的只占20%左右，与制造业相关的更是只占12.7%，对于制造业的人才支撑严重不足。这些需要进一步优化结构，加强面向第二产业的技术技能型18新利luck客服 。
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要面向需求，发展特色，形成优势。高校要构建与本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专业体系和18新利luck客服 结构，聚焦重点和优势，集中建设好优势特色学科专业群，避免专业设置的“盲目性”和“碎片化”，克服专业设置的“功利性”和“多而散”。
实现18新利luck客服 体系的多样化
在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阶段后，我国的高校设置标准与分类却仍然停留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过分注重在层次上完善高等教育的体系，而忽视了高等学校的类型划分，高等学校发展的同质化现象一直没有解决。
既然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养人才，那么就应该以18新利luck客服 为基础建立高等教育分类体系。我国高等教育的分类体系和分类标准应当以经济社会发展、行业发展、职业要求为依据，以实现18新利luck客服 体系的多元化、高等教育体系功能的多样化为目标，以18新利luck客服 的社会需求为导向，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研究型高校承担绝大多数研究型、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工作，学位授予层次覆盖学士、硕士和博士，且研究生培养占较大比重，具备连贯的学位授予体系和较为完整的学科专业体系。应用型高校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行业技术进步的需求，培养具有较强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以本科教育为主，一般是学士学位授予高校，也有部分高校可以授予少量硕士学位。技能型高校对接地方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的需要，培养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需要的技能型人才。应用技术类高校更偏重于专业的知识体系，属于本科教育层次，技能型高校则偏重于职业技能，强调职业定向与实践教学，以专科层次为主。
高校布局要与城市化相适应
世界银行预计在未来的20～25年内，中国还会有另外3亿人移居城市。这也会使中国成为全世界首个拥有超过10亿城市人口的国家。城市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将达到75%。高等教育扩张加剧了大学生向大中城市的人口迁移，这导致以高人力资本人口空间集聚为显著特征的城市化，促进了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引致了大规模的城市需求，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新兴城市和城市群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区域，以城市为中心的产业集聚和经济集聚、人才集聚成为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最重要动力。
高等教育不同于基础教育，是按照非均衡的集聚发展模式布局高校。我们对于中美高等教育的集聚程度做了分析，发现我国的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的均衡化程度高于美国，即美国的专科教育、本科教育集聚程度更高一些。我国的高等教育布局既要支持中西部地区，更要推进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率先崛起，形成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特别是要重视长江经济带、珠三角、环渤海等主体功能区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新需求，促进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高等教育的区域布局既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又要尊重高等教育规律，按照社会需求和办学条件的互动机制完善专业、学科点的区域布局，本专科专业和学科点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对平衡布局，博士点布局在需要的前提下根据条件布局，硕士点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根据需要布局，保证各个层次的18新利luck客服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18新利luck客服 的质量更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年11月19日第05版；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 李立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薛新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