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类招生”，即高校不再以单一专业而是以一个大的、学科相近的门类招收本科新生。新生入学后，不少学校还采取“大类培养”，即按大类先对学生进行一段时间的通识教育，之后再分流，学生按照志愿进入所属门类下的相关专业学习。
相关改革可以追溯到2001年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真正在全国知名大学铺开是在2017年，随后一些高校还在陆续跟进。
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专业壁垒，赋予学生更多的自主性、选择性，可以增进学生对于专业的了解。同时，一定程度的通识教育还可以帮助学生打下牢固的基础，建立多元的兴趣。可以说，大类招生带来的一系列改革成效显著，可视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大进步。
那么，可否就此认为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是改革的“风向标”乃至最终目标呢？
当下，经过几年实践，教育工作者们逐渐发现，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存在一些难以回避的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并探究解决方案。
比如，所谓“大类”一般由多个学院组成，通常是拼盘式的组合，组织上并非真正的融合性机构，专业上只是学科相近也并无必然联系。一些学科的学科基础很不一样，与其他专业勉强归为一类，缺乏科学依据。各学院、专业之间要协调起来，困难重重。
又比如，一些高校将冷门专业与热门专业搭配在一起，定位成一个“大类”捆绑招生。到校之后，学生一旦未能如愿进入热门专业，很可能倍感失望，以致回望招生规则，产生疑问：难道大类招生就是为了给冷门专业打包销售？据媒体报道，由于这种搭配模式，一所著名大学在招生中遭遇“滑铁卢”，在多个省份招生爆冷，不但分数线下降严重，甚至还出现断档现象。
之所以将冷热门专业搭配成“大类”，高校也有“难言之隐”，因为即便是顶尖高校，有强势专业、优势专业与特色专业，也有相对弱势的专业、冷门专业。前者，学生纷至沓来；后者，则大都非学生首选。一个专业招不到好的学生，未来发展就会走下坡路，甚至越来越弱。高校希望强势专业能带动弱势专业，于是利用大类招生的规则对冷热门专业实行捆绑招生。只是如此一来，“大类”就变成了“杂类”。有些高校为了照顾某些专业，还将大类拆分开来变得越来越小、门类越来越多，实际上又开了倒车。
由此，学生后续的专业选择与分流也会出现困难：一是专业的冷热度久已有之，如何协调，全靠学院规定与学生选择；二是各学院会从各自学科与专业利益出发去制定进人与选人的门槛，名额有限；三是学生看似可以自愿选择专业，但在热门专业激烈的竞争面前，除了用成绩说话，个人志愿无从体现。
上述现象背后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总体来说，尽管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改革的初衷在于打破专业教育的禁锢，但从实际操作来看，大类还是以专业为集合体所组成的专业群，难免受限于专业集群的各自为战与本位主义。各专业都难免会强调各自的重要性，学生也会不由自主地在各专业间流连、比较，并有可能早早就确定了自己的选择，不利于通识教育的开展。而通识教育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思想与认识问题，是有关人生的问题，也是有关人生的选择问题，目的是拓展学生的思维与视野。对这些问题认识的加深，绝对有助于学生未来的专业选择。
因此，大类招生、大类培养也只是改革的阶段性成果，而非终点，改革的最终目标应当是推动本科教育的彻底变革。必须指出的是，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各高校所选择的发展类型也不一样，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并不完全适用于应用型高校和职业院校，上述推断仅限于研究型高校而言。
专业教育是由学院负责来完成的，而通识教育则需要全校统筹统管、政策制度配套、课程完备足量、教师意识通透才能真正得以贯彻执行，两者之间协调不好，两者都会受到掣肘。在我看来，当研究型高校的改革到了一定阶段，条件允许的时候，应当逐步放开大类招生，实行书院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本科生院，从制度上为通识教育保驾护航，从而使得本科教育变革更为彻底。当前，国内的一些高校，如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北京交通大学、重庆大学等已相继成立本科生院，旨在统筹本科教育。虽然本科生院制度仍然需要加以研究，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但相信这一制度一定能在本科18新利luck客服 与通识教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1年11月22日第05版；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郭英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