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识逻辑与地域逻辑是应用型大学“创生”和通过“类型”超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应用型大学的“创生”得益于现代大学从古典大学转型中迸发出来的勃勃生机，也植根于现代大学蕴含的“新知识”、民族性与民主化的血脉基因中，然而它们又被不同的国情和文化土壤所栽培，形成了不同形态的“应用型”大学。美国式大学的形态是模糊的，但精神却遍布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中；德国式大学被推向了独立的“合法”地位；日本式大学本身是“科技发电站”。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中国创建了不同于传统大学的“新大学”——应用型大学；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应用型大学“理想化”“同质化”“线性化”的类型症结逐渐凸显。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新时代，中国应用型大学集群必须从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阶段性特征、个体探索的方法、生态环境营造等视界实现“类型”超越和应用型高等教育体系重构，支撑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应用型大学；“创生”逻辑；“类型”超越；大学集群；教育强国
应用型大学存在实然、应然两种形态和知识、地域两种“创生”逻辑，它的基因与血脉都植根于古典大学的理念与发展规律中，并具有现代性大学的本质特征。从知识考古学来看，“应用型”是以应用为导向的大学在古典时期的类型特征，“应用型”大学在社会系统中经过长期衍生演变，其类型成熟后就成为今日的应用型大学。当然，从语义演变与实践话语来看，我国当下的应用型大学集群主要是指2000年左右新建的本科院校和部分办学历史悠久但并未升格更名的学院，它们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类似院校在办学上有异曲同工之处。“大学与国家的联盟标志着现代大学的诞生”，现代大学迸发出来的新的生命力冲破了古典大学“象牙塔”“飞地”的专制、孤傲和与世隔离，此时，知识生产再也无法独立于社会进步之外，因为经济发展影响了人类的知识创造、知识分配、知识交换和知识消费，而大学作为传承、创造高深知识及培养传承、创造高深知识的人的场域，不可避免受到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辐射，逐渐成为“社会轴心”。“应用型”大学的“创生”逻辑充分体现了大学与现代社会需求的深度互动，分析“应用型”大学的“创生”逻辑，继而超越主观赋予的“类型”桎梏，是新时代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需求导向、世界水平的应用型大学集群的必由之路。
一、应用型大学“创生”的知识逻辑与首创精神
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对民众的唤醒和激发，也是对现在和未来比对过去的更大的兴趣，智者意识到周围的事物不是受超自然力量控制的，而是需要研发和应用科学与技术等来解决问题，并因此而信赖它们，“应用型”大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逐渐被“创生”的。英国利物浦大学社会学教授杰勒德·德兰迪依据现代性社会理论发现不同知识生产模式会引发不同的社会变革，认为在知识社会中的大学是现代性的关键机构，也是知识、文化和社会相互联系的场所。按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中大学的不同身份、功用等可以将应用型大学的“创生”分为三个阶段：古典的现代性阶段、自由的现代性阶段和组织化的现代性阶段，这三个不同阶段的“创生”逻辑产生了不同的应用型大学元素。
（一）社会“新知识”促进大学新学科的产生和“合法化”
古典现代性时期是“新知识”兴起的重要时期，是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的前期。在此之前，古典大学完全被宗教控制，大学主要依托文、法、神、医四科培养未来神职人员、医生、政府官员和律师等，虽是一种人才培训机构，但它们普遍服务于教会。古典大学首先关心的是少量职业人才的专业教育，比如波隆那大学以培养法学方面的人才为主，萨莱诺大学以培养医学方面的人才著称，而其他职业在当时还未进入古典大学的视野。文艺复兴为古典大学带来了一些新学科和“新知识”，这些“新知识”主要体现在纯文学、历史、诗歌和艺术等人文科学方面，它们全部来自古典大学之外而且受到古典大学的排斥。公元前3世纪，新学科和“新知识”最先进入的是人文主义最繁荣的私人机构——类似于柏拉图的阿加德米学园，随后才开始慢慢渗入古典大学。意大利的古典大学集群最先受到“新知识”影响，但是欧洲其他国家多对人文主义嗤之以鼻。真正的破冰之旅始于法兰西学院的建立，它带动了法国许多地方自治政府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开始“世俗化”的人文主义教学。在法兰西学院等的积极影响下，起初反对人文主义的巴黎大学也开始举办古典诗歌讲座等一系列人文讲座。探索人文主义研究与教学的法国古典大学集群开风气之先，助力荷兰的莱顿大学成为欧洲“新知识”的中心，当时许多知名教授相继在此讲学论道。随后，德国的埃尔福特大学、海德堡大学、维也纳大学等古典大学集群也相继开设人文主义学科或讲座。十五世纪以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开始将文科课程视为预科，这一现象受到法国、德国等古典大学集群的卓越学者们嘲讽，但是即便如此，也阻止不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新知识”以新学科的方式进入古典大学集群。最后，连最早培养神职人员的高等教育机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也开始与经院哲学决裂。到了16世纪，到欧洲求学的年轻人把人文学科看作一种社会通行证。甚至在文艺复兴后期，法国大革命之前，地理、医药及天文发现、绘画、音乐、建筑等“新知识”、新学科都陆续进入了古典大学集群的校园、课堂和教材，其人文学科专业开始变得异常丰富和多样化。
在今天看来，古典大学集群的这种活力来自于社会，特别是民间知识陆续注入大学。这个时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是活跃在政权与教权之外的民间知识生产运动，作家、自由流动的知识分子、贵族阶层的成员、改革派牧师等都是人文主义的主要生产者，知识不再被禁锢在经院哲学之中，而成为一种可以公开获得的事物，文学、诗歌、历史、天文、经济等人文社科知识逐步进入大学并“合法化”沉淀。这种现象和趋势促成了一个高等教育事实，即大学与社会开始产生联结和合作需求。同时，由政府主导的大学与社会更加靠近，古典大学集群也将不再是教会的侍女和附庸，在从“象牙塔”“飞地”走向“社会轴心”的过程中，古典大学集群具有了应用和服务等新特征，它与宗教的关系逐渐疏远并脱离。由于受到国家和政府资助，古典大学集群不再是完全自治的第三方机构或第三部门，各国开始致力于通过建设新大学或促进古典大学转型等来培养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多样化人才，大学的民族性开始形成。古典大学与社会源源不断发生的这种输入—输出机制是应用型大学“创生”的重要知识逻辑，即古典大学集群开始分离出今天的应用型大学“原型”，这是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源。
（二）民族语言的使用成全大学的“双重”价值追求
大约从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末，随着人文主义的整合观念与文化和自然的完全融合观念难以维持，自由现代性时期到来了。这一时期，在康德“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分离”哲学主张的影响下，知识生产模式指向知识的“自我立法”，古典大学集群开始真正步入现代化进程，并在此过程中孕育出“应用型”大学。此时，新大学或转型的古典大学（统称为“新型大学”）开始忠于国家和政府，国家和政府为争取知识生产的机构化而新建了许多皇家学院和公立大学。这些大学在经费上也由依赖私人或教会转向依赖国家和政府，随之开启了它们由国际性机构转变为民族性机构的重要旅程。新型大学不再重视当时国际通用的拉丁语，开始注重使用本民族语言，转向培养本民族精英，强化本民族共同体意识，它们的“世界主义”特性很快丧失。新型大学广泛使用本民族语言让知识和知识生产等更加“唾手可得”，这一点成为后来各国大力发展“应用型”大学的重要原则。新型大学培养的“本民族精英”一开始只包括资产阶级阶层，随着高等教育世俗化、工业化、理性化的蔓延，转型的古典大学逐渐向中产阶级和平民开放，其民族性得到回归和张扬。
自由化现代性时期是欧洲式大学高速发展的新时代，遍布欧洲各国的大学开始引领世界潮流。这一时期，大学的哲学学科开始受到重视，在德国尤其盛行。康德提供了建立既追求真理又化身社会场所的现代性大学的一个“帕累托次优”方案，即大学是一个可以在新知识形成的新学科结构中追求真理的社会场所，这也是康德赋予新型大学的重要知识逻辑。洪堡是康德哲学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将康德的理想变为现实，创建了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大学———柏林洪 堡大学，它是世界上第一所将教学与科研相融合的新式大学，它较好地体现了新式大学的现代性精神和新核心职能，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大学的理念并不仅仅是履行它的认知功能，为国家提供有用的知识，还是民族传统的重要传递者。”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约翰·亨利·纽曼与洪堡都认为知识本身即目的，但纽曼更注重人文学科的建设和自由博雅教育的主张，而“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赫伯特·斯宾塞则反对纽曼的大学理念，他更强调科学在大学中的重要性，认为“知识的最高形式不是知识本身即目的，而是知识在某种方式上对社会有用”。这一 时期，德国式大学坚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追求真理，法国式大学强调科学的同时也吸收自由博雅教育的理念，但两国大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回归到以本国、本民族需要为发展重点的办学初心。
从自由化现代性时期大学重心和功用的变化可以发现，古典大学集群开始从教学中心走近科学中心、新式大学集群追求科学与教学融合的“双重”价值，形成了为世俗社会提供科学的方法和技术知识的工具化模式。以柏林洪堡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努力为社会提供一种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帮助国家、社会、民族、政党等建立一种观念上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成为此后大学不断发展、生长的关键，也为组织化现代性阶段的威斯康辛大学等应用型大学借助科技创新服务社会提供镜鉴。同时，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等也对大学产生深刻的影响，各国政府陆续开始清醒地认识到大学既是追求真理的场域又是社会互动场所的现实。对于应用型大学来说，追求真理与追求社会价值成为它原始形态中的重要因子，无论未来形态如何变化，这双重因子都是大学重要的组织符号，如果失去组织符号，大学组织将不再是大学组织，它将成为一种新的组织。此外，民族语言的使用加速了大学双重因子在各个民族国家中的渗透程度，最终，大学的发展形态被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强调“有用”。
（三）教育民主化推动大学职业性向应用性功能蔓延
随着现代性的第二次危机的到来，即反对真理、自治和理性，自由的现代性开始衰落，美国式大学模式逐渐进入公众视界和国际视野，标志着应用型大学的“创生”进入组织化现代性阶段。此时，大学对知识的追求转向了逻辑实证主义，追求真理和社会价值的双重维度虽然存在，但是在组织形式上发生了深刻变革。
20世纪是一个专门化、职业化的时代，大学不再是全人教育的机构，而是一种职业培训组织。虽然中世纪大学也以职业培训为主责主业，但是它们主要为教会服务，社会与大学之间尚未建立起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但是，随着组织化现代性时期的到来，追求实用、应用的价值观全面渗入大学，大学不仅要满足国家、民族的需求，还要满足个人、社会的需要。1865年后的10年间，美国式大学模式几乎都表现出实用性倾向，此时的美国崇尚并批量建设“有用的大学”，其核心就是提供更多供普通人学习且能履行个人使命的专业学位。大学从追求真理到追求有用的转型本质上类似职业培训组织，而职业培训的功用取向会直接影响大学生的课程，新职业课程的目的是“发展所有人的所有有用的能力”。美国式大学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高等教育的发展跟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相互成就的。美国式大学改变了欧洲式大学的办学传统，即大学主要为不断扩大、变化的职业系统持续供给受过专业训练的合格劳动力。哈佛大学首创的学科选修制和学分制等也被威斯康辛大学等社会服务型大学所借鉴采用，这些大学制度可以保障大学生从多种科目中自主选择有用的科目进行学习，以发展自身适应未来职业生涯规划所需要的基础性知识、技能、能力和职场核心素养。在教育民主化浪潮中，大学虽然丧失了很多原始特征、让渡了一些核心职能，但也产生了新的特征和新的职能，即把广阔社会中的民主价值观念、社会服务意识等纳入大学课程、教材中。
20世纪下半叶，美国式大学模式几乎成了世界主流，它脱胎于欧洲式大学模式，但又超越了欧洲式大学模式，这种新模式建立在作为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公民身份之上，是高等教育民族性和民主化的有效结合，有助于世界各国借助大学宣扬和强化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古典的、自由的现代性时期，大学是一个“小众团体”，但在组织化现代性时期，大学数量和师生数量呈规模性算术级增长，巨型大学或巨型大学系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实用主义哲学指引下，美国式大学规模扩张之快是欧洲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比拟的，美国也是最早实现高等教育精英化到大众化、大众化到普及化阶段“二级跳”的世界发达国家。作为一个外来移民占大多数人口的新型国家，美国显然已不能完全套用原本强调民族性的欧洲式大学模式，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也无法寻找共同的民族文化价值，而必须重新寻找一种民主化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就是美国公民通过接受美国式大学教育首先实现个体价值。另外，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英国新大学运动和德国新大学运动开拓了科学研究新功能，注重协调行业、产业与科学领域需求，大学虽然还像往常一样是一个专家汇聚地，但它同时拥有了面向中产阶级和中下阶层服务的“公民身份”，培养技术性、应用型人才的数量和能力大增，变得更加亲民和平民化。
梳理应用型大学“创生”的知识逻辑可以发现，“新知识”的生产、民族语言的使用和教育民主化赋予了古典大学集群孕育“应用型”大学的新的价值追求，同时加速了“应用型”大学的“创生”进程。古典大学集群在追求真理、注重社会价值的同时，在社会价值这一维度中增加了人作为个体的社会价值、凸显了新大学的服务职能，从而使得应用型大学不仅成为民族的、国家的大学，而且更加平民化、富有职业性和追求实用价值。此时，除了各国大学有差异外，同一国家中的大学也开始分化并呈现出不同的高等教育生态，现代的应用型大学便在这种分化中应运而生。在我国，由于应用型大学的下位价值系统还未被真正建立，随着高等教育后普及化时代的到来，组织化现代性伴随大学规模扩张也开始慢慢受到威胁，后现代主义开始发展、全球化危机再次袭来、科技进步与文明冲突等促使应用型大学开始进入全新时代。
二、应用型大学“创生”的地域逻辑与环境适应
“应用型”大学的萌芽在组织化现代性时期出现，因此也拥有现代性的人文因素、科学理念、民族精神、职业性与民主化等特点。1960年以来，全球大学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机会，第二次浪潮开始转向能力，第三次浪潮强调信息技术和数智转型。在不同地域的文化冲突、科技创新与环境适应中，全球大学系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面貌，应用型大学的持续涌现促使世界大学集团的层次和类型格局发生显著变化。
（一）复杂性与自我革新精神：美国的多元巨型大学系统
世界“应用型”大学集群的形成以美国式大学改革为起点。从大学功用意义上来看，美国并没有明确的“应用型”大学的类型划分，美国式大学几乎都具有应用性，尤其是威斯康辛大学等社会服务型大学诞生以后。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非常复杂多元，也正是因为复杂性，才孕育了美国式大学的自我革新精神。美国式大学中社区学院、文理学院等提供从大众化到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拥有研究生学院的研究型大学等提供精英教育或高深学术规训，它们也通过职业课程和应用性研究提供实用知识。美国教育委员会（ACE）与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对《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高校的分类方式做出重大改变，全面转向多维度高校分类，以反映当代美国高校在巨型高等教育网络结构中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美国多元巨型大学系统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促成美国式大学办学经费来源的复杂性。美国式大学与各类社会团体、捐助系统、政府等组织的社会关系具有复杂性，很多大学不单独属于某一个特定组织，它们之间往往是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复杂性关系。20世纪，美国州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约占大学收入的20%，到了21世纪就更少了，连对公立研究型大学的投资也才占了大学收入的10%，这意味着无论私立高校还是公立大学都需要寻求除政府以外的其他教育经费来源。在美国州政府减少对高等教育投资的情况下，市场对大学的投资逐渐高达90%，这就迫使大学不得不与市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复杂性联系。由于筹资兴教主体的变化，美国式大学需要时刻保持市场敏锐性和服务意识，这样的复杂性联系使美国式大学更容易按市场规律办学，从而促使大学朝着更加多元、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二是利益诉求的复杂性推动美国式大学不断适应外界需求而不断“变形”。从哈佛学院、耶鲁学院、新泽西学院开始，美国式大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有组织办学和“企业家精神”，它们总能激发大学实现主动变革的动力，从而赋予本国大学更多应用性功能。1862年，时任美国总统林肯签署了《莫雷尔法案》，意图培养更多农业和工艺型人才，于是一大批“赠地学院”发展起来。“赠地学院”的有组织、成建制出现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致力于服务社会需要的又一明证，说明大学诞生了为国家承担公共义务之外的新职能，即服务社会。积极寻求社会资源并为社会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成为当时以威斯康辛大学为首的美国式大学的典型特色，它打破了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边界，确认大学不仅要体现民族国家的利益诉求，还切实要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专业帮助，这成为美国式大学的一种主导模式。
三是高等教育系统的复杂性推动美国式大学追求多种“实用”职能。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导引下，美国式大学看起来显得有点“混乱”。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就曾评价过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混乱”局面，美国初级学院（junior college）并不明确18新利luck客服 的目标；文理学院更是既有中学性质，也有大学性质，既有普通教育，又有特殊教育；大学（university）与学院（college）的区别也不明显。虽然赫钦斯对美国的巨型高等教育系统的评价有一定的嘲讽意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这种“混乱”的复杂性系统催生了大学不同的“实用”职能，满足了民众不同的教育需求，使得任何阶段、任何类型的教育都能相通相融。1868年，康奈尔大学成立，其创校目标是“建立一所所有人都能学习所有学科的学院”，首任校长怀特的中心思想是把大学办成社会服务的培训基地，他赞成“在全体公民的感情、需要和愿望的基础上建立大学教育，而不是使大学成为不同寻常的、精挑细选的机构”。哈佛大学彰显的“实用”职能体现在职业培训上，其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之一查尔斯·艾略特非常注重本科生的职业技能培养，他坚定地信奉研究型大学也应有职业培训。如今，美国式大学被分为五大类别十八种类型，每一种高校类型都重视“实用”，这给予了美国经济社会更多生机，也使得美国式大学创造出了不同于欧洲式大学的新发展模式。
美国式大学的自我革新精神促成了“赠地学院”这种直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大学的产生，从而不断助力美国核心科技的持续创新和重要产业的转型升级。美国式大学坚定地认为大学校园之外盛行的行为模式比校园内的行为模式更为“真实”，因此高校应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最紧密联系，古典的、经院式大学很难在美国生存。只有将大学与经济社会发展“绑定”，开设经济社会需要的课程、授予学生职场需要的知识技能才能助力美国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意味着美国式大学不是与社会脱节的“象牙塔”般存在，而是成了一座工厂，即生产知识与培育人才的“工厂”，比如支撑“硅谷”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系统、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筹多元巨型大学系统。美国式大学和成千上万的社会机构、企业一样要真正产生经济社会效益、发挥服务经济社会功能才可能在社会生存、发展、壮大。为了生存和发展，美国式大学在“坚守”与“变形”中不断调整，寻求“帕累托最优”的组织发展形态。
（二）在科学中寻求技术突围：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
与美国文化和美国式大学发展模式不同的是，德国的文化国家观、民族自信观、双重自由观、洪堡大学理想等对德国应用科技大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德国式大学受古典大学精神和洪堡大学理想的双重影响，曾一度难以改变和转型。具体地说，德国式大学普遍注重科学研究的大学理念曾一度让大学不能适应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全球化竞争需求，反而成为大学“变形”和“转型”的主要思想障碍。因此，德国开始积极解放思想，主动寻求在改造传统“高等专科学校”过程中将应用型理念推广到整个欧洲大学系统，例如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系统、法国的应用科学学院系统筹，在全球逐步形成类似德国工业大学的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慕尼黑工业大学、柏林工业大学等应用科技大学这一独特类型，并逐步使其在行政、学术、法律和社会层面取得合法化地位。
在古典的现代性大学时期，德国式大学是自由追求真理的“代名词”。19世纪，洪堡为德国创办了以科学研究著称的柏林大学，其教育宗旨是了解真正的科学文化，在思考独立、思想自由和道德自由的环境中培养具有科学思维、科学逻辑和科学创造的年轻人。科学研究职能成为“洪堡时代”之后德国式大学的重要坚守和办学特色。这一时期，德国出现了很多科学家，著名的数学家高斯和物理学家韦伯等都是哥廷根大学的教师。不少大学还创建了自己的科技实验室，并很快成为德国所有大学竞相模仿的范本，这些实验室确保了德国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19世纪，大学教师已经逐渐放弃了自己的职业人身份，而开始追求纯粹的科学，大学教学变得越来越重视纯理论性。进入20世纪后，德国政府拨给大学的经费逐渐减少，但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意识到在提高对大学的财政支持的同时还需要提高高校的办学效率并接受社会的检验。1998年，德国修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高等院校总纲法》，规定国家不再是大学唯一的责任人，同时，国家对大学的无限责任变成了有限责任，大学只有较好地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政府才能给予财政预算拨款。
1998年以前，德国的学位只有硕士和博士两级，这就存在一个问题，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的培养更重视科学研究，对于不想从事科学研究，希望直接进入社会工作的毕业生来说没有相对应的学位。1964年，乔治·皮西特在《宗教和世界周报》发表了题为《德国教育的灾难》的专栏文章，呼吁人们要重视德国教育问题，并着手推进教育改革，避免在全球竞争中落伍。他认为“教育灾难”将引发经济危机，因此提出要缩短不打算从事科研工作的大学生的学习时间。1968年，德国各州政府审议通过了《联邦共和国各州统一应用科技大学协定》，规定应用科技大学（Fachhochs-chule，简称FH）是实施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机构，使学生有能力参与国家统一考试并有资格独立从事职业活动。于是，德国开始在高校试点开设应用型学位，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率先设立了“国际商务与管理”专业，授予毕业生学士学位，并逐渐在全国推广这种“双元制”职业技术教育18新利luck客服 模式。应用科技大学兼有普通本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技术本科教育等多重元素，不以追求科学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等为办学目标，其主要特征是在18新利luck客服 过程中重视实践性锻炼和应用型研发，注重在行业协会架构下推进校企合作、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等工作，包括科研成果在中小企业的转移、孵化和应用。应用科技大学是德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人力资源输出主体，统计显示，德国约有2／3的工程师、1／2的企业经济学家和计算机信息技术人员毕业于应用科技大学。
简而言之，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既继承了德国式大学注重科学、追求真理的学术传统，也创造了政产学研用贯通、教科经社家一体的应用技术特色，同时也成为平衡德国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重要分型和促进德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在大众心目中享有与普通院校等平起平坐的教育地位，在社会上其毕业生待遇与普通高校毕业生待遇类同。通过大力发展应用科技大学这一“接地气”的新类型大学系统，德国妥善解决了固守严谨科学观的“象牙塔”的供给与灵活多变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烟火气”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它不像美国那样构建起了错综复杂的多元巨型大学系统，而是构建起了泾渭分明的多样化大学系统。随着德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原本与研究型大学完全割裂的应用科技大学，也开始在科技研发上不断尝试探索创新，以在知识经济社会、人工智能时代寻求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发展路径，这两种类型大学之间的数智化鸿沟也在科技飞速进步的过程中逐渐消弭。
（三）工业驱动下的亚洲模式：日本的“赶超”型大学
与欧美国家相比，“二战”后日本全力恢复重建教育系统，很快建立起了一套惊人的工业实验室和设备研发的应用研究基地体系，使日本成为一座技术发电站。受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深远影响，亚洲式大学基本属于高等教育后发外生型，没有留下很多欧洲古典大学的深厚烙印，因而没有比较固定的办学理念和建设标准，这反而提供了更大更灵活的探索空间和多种发展可能性。日本以推进工业化为目的大规模建设新大学，新大学可谓应日本本土经济社会恢复发展而生，属于“赶超”型大学，所以伯顿·克拉克直接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日本新式大学称为应用型大学。马丁·特罗认为“二战”后重建的日本拥有两类大学：一是规模巨大且多样性的私立大学系统（早稻田大学等），一是全面依靠中央政府经费来源的国立大学系统（东京大学等），但国立大学数量有限且对市场经济不敏感。事实上，日本大学是两种类型的发展模式，日本国立大学模仿的是欧洲式大学发展模式，私立大学走的是美国式大学发展模式，但它们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种模式，因为私立院校对市场的敏感性比美国私立院校更强，国立大学培养精英人才的严谨性略胜于德国式大学。日本式大学也有两条泾渭分明的18新利luck客服 路线，私立院校主要为“日本制造”培养应用型人才，国立大学主要为“日本智造”培养研究型人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基本出自国立大学。
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高等教育开启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过渡的新时代，高等教育普及化率快速提高，这与私立院校的跨越式发展密切相关，而私立院校正是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工作和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主阵地，这是日本成为“工程师的国度”的重要秘诀。2022年，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学校基本调查”的最终数据，日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6.6%，包括短期大学和专门学校在内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升学率为83.3%，已进入高等教育后普及化阶段。和欧美强国相比，日本的发明专利、科技成果、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并不算多，但是现场工程师的培养数量和质量却非常突出，成为支撑日本高度工业化、制造现代化的中流砥柱。换句话说，日本式大学在技术研发与应用型人才培育方面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日本也是工程和技术领域论文被引用最多的国家之一。日本式大学在学生就读本科阶段就致力于将他们培养成全球卓越工程师，培养获得学士学位的工程师的人数和美国基本持平，工程硕士占全部硕士学位的14%以上，工程博士仅次于医学博士，接近17%。日本的私立大学通过持续推进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努力将拔尖创新人才收入囊中，要求学生在本科高级阶段接受工程技术应用领域的实习实训。在大学财政经费的使用上，接近3/4的经费用于工程技术领域的科研开支。日本的工业化、工业的数智化程度非常高，大学中的应用型科技研发很少需要政府提供大额基金资助，完全可以依靠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带动，从而形成了一种有别于欧洲式大学发展模式（科学研究型）与美国式大学发展模式（社会服务型）的技术支配科学、工业支配大学的新型大学发展模式———“赶超”型大学发展模式。产学研用、教科经社一体化是日本式大学的典型特征，日本式大学会主动与行业、产业、企业对接以获得最新的工程技术研发服务需求，日本企业也会主动给大学提供本科生、研究生实习、实训、实践基地，日本企业总是在主动寻找和大学富有成效的“联通”，甚至将目光投向美国式大学，为美国的大学技术讲座或大学工程论坛等提供捐赠或赞助，以期获得技术支持或者派遣自己的员工前往美国大学学习。
相对欧美式大学而言，日本并没有自己的“原创型”大学，从古代到现代，日本这个国家最擅长的就是通过学习变“他文化”为“己文化”，大学的发展也不例外。总结日本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就是一个不断改革高等教育系统，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所需新人才的不间断过程。换句话说，日本对本国大学的改造完全是为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竞争“量身定制”，在工业化、数智化的双轮驱动下，日本能够准确评估大学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动态建立大学推动企业发展、企业又推动大学变强的良性循环，从而成为全世界的科技发电站。在应用型大学“创生”的地域逻辑与环境适应上，美国的多元巨型大学系统注重直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分担科学研究的职能、日本的“赶超”型大学兼顾工程师培养与工程技术研发等成功经验，为处于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中国应用型大学实现“类型”逻辑的自我超越提供了重要启示。
总之，在应用型大学“创生”的地域逻辑和环境适应上，美国的经验是在多元巨型大学系统内不同类型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各司其职；德国的经验是政府要始终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最大动力，应用科技大学要时刻通过科技进步激活高校内部体系改革；日本的经验是大学发展必须融合本国国情和文化，面向工业化培育工程师和推动工程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三、普及化时代我国应用型大学“类型”逻辑的自我超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第36届大会教育委员会通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将中学后教育阶段分为五级，第5级相当于大专层次，它分为普通型（general）与职业型（vocational)，第6级分为学术型（academic）与专业型（professional）。应用型大学相当于第6级中的专业型。我国“应用型”大学名称的诞生，与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有密切关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将高级专业学校和工程技师学校合并，建立了一批具有良好应用型教学背景的院校，从而出现了“应用科技大学”的概念体系，推动了高校科学定位、合理分类、错位发展的进程。美国、德国、日本发展“应用型”大学的办学经验富有启示，办学实践值得借鉴。党和政府有关部门、高校和有关智库等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学术研讨，在教育改革发展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按照18新利luck客服 目标、科技研发质量、毕业生职业发展领域与学科专业设置等“二维四象限”为主的高校分类、分层、分级、分区发展思路，确立了研究型、专业型、应用型、职业技能型四种大学类型。如果从应用型大学承担的职能上分析，我国应用型大学可能并不是改革开放后才产生的，但是从“类型”逻辑上来看，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结合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世界高等教育改革态势之后，特别是在模仿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的过程中，陷入了高校分类定位争论的“漩涡”中。虽然在高等教育后普及化时代，在政治论层面应用型大学“类型”的行政划分确实明晰了应用型18新利luck客服 的目标、类型、规格与应用型科技研发的方向、领域、重点等，纠正了新建本科院校和职教本科院校的发展偏差，但也恰恰是高等教育后普及化给应用型大学带来了很多新问题，促使新建本科院校、高职本科院校等应用型大学在现实中通过办学下沉、个体探索、生态环境营造加快“类型”逻辑下的自我超越，向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战略方向前行。
（一）基于阶段现实：超越类型划分的“理想化”
现代大学早期具有欧洲古典大学的基因，但随着大学在不同民族国家中萌芽、生长、发育、壮大，逐渐具有了一些新的元素和底色，尤其当新型大学被移植到美洲、亚洲之后，它的形态和职能发生了较大变化，而且“变异”情况各不相同。我国的现代大学系统发展比较晚，在百年探索的过程中，通过模仿、借鉴、创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达国家和卡内基基金会等的高校分类方式划分出应用型大学的类型，并通过政府力量推动它们朝着理想的分类目标前进。应用型大学这个类型是高校分类高度概括后的理性结果，具有非常清晰的发展指引特征，但同时如果缺乏结合具体现实来分析问题的分类方法，也易陷入“理想化”的危机。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就意味着高等专科职业教育院校、应用技术本科院校、本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和新建本科院校等都属于应用型大学。
当前，我国正处于高等教育后普及化时代，人民对美好高等教育的需求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因而大学也具有多样性特征，应用型大学这种“理想化”的分类“定义”反而限制了其高质量发展的多样性与可能性。马丁·特罗曾经预测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形态和类型并不会消失，精英高等教育还会继续发挥它们的特殊功能，即精英高等教育继续繁荣，但是，高等教育数量的快速增加会改变人们对大学的传统定义和思维定势。马丁·特罗构建了从精英化、大众化到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的应有理论形态，首先是对入学机会的态度，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中上大学被视为一种义务和权利的“混合体”，因此高等教育的首要职能就转变为使受教育者能够快速适应高度工业化、产业化、现代化的社会。另外，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中大学生学习的形态也会发生改变，甚至大学生的学习方式也不一定是连续型的，“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等的重要性被持续强化，高等教育的制度性质将呈现多样化，高等教育的边界将突破统一的界限，从“普及高等教育”过渡到“学习化社会”。
在高等教育后普及化时代，应用型大学不宜继续拘泥于对“应用型”的探讨，而是应该基于“类”，但又要突破“型”、超越“型”，更多强调办学层次。首先，弱化分类发展的引导功能，鼓励根据大学自身办学特点确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中国政府给予大学更多办学的自主权，政府的职能转向以投资、监督、评估等工作为主，允许发展新型大学，如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应用型大学、新型技术型大学等。新型大学既要符合大学建设的国家标准，又能够挖掘自身的办学特色，从而打破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构建的高等教育系统，允许更多形态的大学成为应用型大学的一部分，在高等教育后普及化时代构建一套多样化的应用型大学体系。其次，大学本身要超越大众化时代的“地方性”“应用型”“高水平”等抽象化、理想化的“标签式”定位。当应用型大学的概念产生后，就会对其贴上固定的“类型”标签，应用型大学的建设陷入一种被提前设计好的“理想化”规划中。要想超越这种“理想化”分类，应用型大学自身就要打破“型”对自身发展的思想束缚和观念定势，广泛调查并掌握第一手的区域、行业、产业、企业发展需求状况，将理想“型”的塑造与现实“型”的需求结合，构建以用户多样化需要为中心的新型应用型大学。最后，构建以“终身学习”为主线的应用型大学集群。应用型大学归根结底是大学发展到工业化、现代化、智能化社会的一种时代形态，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知识生产速度快、职业迭代快，职前的应用型18新利luck客服 并不能一劳永逸，必须与专业人才职后教育实现一体化。在美国大地上，并没有纯粹理论意义上的“应用型”大学类型，但在实践层面又处处都是应用型大学的影子，美国拥有其他国家不能完全复制与模仿的独特的巨型高等教育生态空间系统，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公立院校与私立院校、研究型大学与州立大学、社区学院等都有机地将人的需求、社会的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我国应用型大学要主动打破“型”带来的职前学习类型的束缚，努力构建基于高等教育后普及化时代的独特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特别是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构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的终身教育体系，目的是“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二）走向个体探索：超越类型模仿的“同质化”
从1999年开始，我国开启了重组、升级、新建大学的第三次浪潮。2015年，教育部颁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发〔2015〕7号），提出“各地各高校要从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大局出发，……推动部分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推进高校分类评价，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科学定位，办出特色和水平。这些高等教育政策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起到了极强的导向作用，但是“牵引式的发展”结果反而导致了应用型大学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同质化”。
对应用型大学进行分类，既是对当代所有新建本科大学集群的一种新期待，也是避免与传统大学特别是专业型大学“同质化”的一种新方式。分类确实分化了应用型大学与传统大学的办学目标和发展定位，使应用型大学与研究型大学、专业型大学、技职型大学成为并列的平等类型。21世纪以来，应用型大学联盟总结了很多阶段性发展经验，如培养“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探索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校企合作模式、建立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体制机制等，这些试点经验让应用型大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双师双能”“产教融合”“服务地方”似乎又成为一个无法超越的标签，以至于应用型大学集群为了达成这些大学评价指标开始走向“同质化”。首先，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应用型大学要接受各种各样的“五位一体”的审核评估，以确立它们的行政合法性、法律合法性、社会合法性与教学合法性。应用型大学会不断通过强化“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特色应用型大学”“特色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产教融合”“双师双能”“服务地方”等标签来确立自身的办学类型定位。其次，政府主导的分类系统所形成的分类结果本质上具有“等级制”，比如全国重点大学、“211工程”大学、“985工程”大学、“双一流”大学、部属院校、副部级大学等，这就可能诱导所有院校都瞄准同类型的“带头大学”，导致院校类型难以分化、院校地位难以平等，大大降低了院校系统多样性发展的可能性，不少应用型大学选择通过扩张规模来实现办学层次上的上升，不少专科院校选择通过升格更名为本科院校达到政治地位的提高。这些都会导致应用型大学在组织目标、组织战略、组织结构和18新利luck客服 规格、类型、层次上产生相似性，因而也就造成了应用型大学集群内的“同质化”现象。
在高等教育后普及化阶段，应用型大学集群要想突破“类”“型”定位的“同质化”，就要超越对政策分类的过度依赖，从集体从众转向个体探索。首先，应用型大学要超越以审核评估标准或高层领导意志等来办学的惯性思维，尽量避免过度依赖上级主管部门的中长期战略规划或第三方的大学评价指标体系。在实践中，应用型大学要主动发现教育对象存在的独特性和知识生产的复杂性，重视教育的个性化和知识的迭代性，逐渐摆脱和超越对政策指引的高度依赖性，成为具有自我革新能力的新型大学组织。其次，应用型大学要从组织内部全面更新自我认识。解决内部问题是德国、美国式大学革新的第一动力，至于是否能建成“应用型”大学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大学能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完美契合。我国的应用型大学在继续跟随教育主管部门政策引导的同时要找准自身的办学愿景与办学特色，组织内部要全方位审视自我，组织外部要及时回应各方需求，校政企、产学研要建立共同的组织愿景，调动组织内部的内生力、内驱力和组织外部的正能量、互助力，从而持续产生并充分发挥组织整体的正向影响。最后，应用型大学必须要打破现有舒适圈，找准结构上突破的“不平衡”点，追寻建构新的适合自身发展的组织结构。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的应用型大学看似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但实际上面对的是一种危险的“冰山”现象。动态平衡论认为，“平衡结构”是孤立的、静止的死结构，而“非平衡”才是有序发展的源泉。应用型大学要想办出特色、提高办学质量就需要摆脱对“他组织”的依赖，寻求自身与环境之间的“不平衡”“不对称”“不守恒”，通过不断自我革命、自我调整打破“纳什均衡”，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建构新的组织结构。应用型大学的组织结构革新要与其组织特性联系在一起进行综合考量，要努力超越学术组织结构的固化形式，对行业、产业、企业需求保持高度的敏感性，特别是将应用型大学的组织结构革新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联系起来，通过建设产教融合共同体来超越“型”的桎梏。具体地说，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应用型大学需要通过组织结构的内部挖潜、内涵式发展来支撑高校的高质量发展，最终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强的应用型办学特色。
（三）营造生态环境：超越类型建设的“线性化”
在哲学层面，对事物划分类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混沌世界中归置出事物清晰的本质，当事物归置到相应类属后就需要让其在合适的生态环境中自由发展，在发展中事物自会遵循它自身的生存法则，否则就会被逆淘汰。我国的应用型大学集群建设更多依赖于单维力量、人为推动发展，在建设理念上容易忽略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和法律制度的保障性。事实上，人为推动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力量是十分微弱和不可持续的，单纯依靠政府—企业—大学的“线性化”沟通方式还不能应对复杂的关系网络。古典大学“创生”的知识逻辑以及各国“应用型”大学发展的地域逻辑都揭示了应用型大学应该追求真理与社会价值的本质属性，主动适应环境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不同知识生产模式下，应用型大学的产生动因是不同的，它与新知识交换、民族国家发展、教育民主化等密切相关，充分体现了知识的应用导向；在不同地域环境中，应用型大学的运行状态是不同的，它与当地环境、生态、产业融为一体，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在高等教育后普及化阶段，应用型大学应超越类型建设的“线性化”，加快挺进应用型大学集群建设的新赛道，在环境营造、生态构建、社会服务等方面整合区域内科技工程资源，引领地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党和国家需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撑。
首先，我国应用型大学集群建设要基于中国国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现实，应有自身的判别标准、走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环境的发展道路。中国与美、德、日等国的国情、文化完全不同，在外部环境上中国正处于追求高质量发展和加速实现现代化的特殊时期，区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广泛需要成为应用型大学集群建设的源动力，这种需要体现在方方面面，而不只是行业、产业、企业的单维需要，这为应用型大学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无限机遇和可能性。政治、经济、文化等作为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为它的生长提供了沃土，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经济进入新发展格局、文化上确立文化自信，这为应用型大学集群建设带来了存在感、使命感、价值感和动力源。换句话说，只有在立足中国历史、国情与文化脉络中推进应用型大学集群建设，才能有足够时间、空间寻找到适合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的生态规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用型大学集群建设。
其次，应用型大学要建构自身的服务生态系统，从市场逻辑转向社会逻辑，遵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扩大社会服务的国际视野。美国式大学、德国式大学、日本式大学是开放的、竞争的系统与富有个性的大学集群，因而具有强大的高等教育服务能力，美、德、日大学的办学成功要素既有人为推动的成分，也不完全是人直接创造的，更多是在不断适应和参与市场竞争中持续产生的。从表面上看，美国式大学带来了企业、科技等的领先发展，但实际上是美国式教育民主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美国州立大学“谁都可以学，什么都可以学”，从而促使州立大学推动了个人的发展，个人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推动了市场的发展。美国式大学积极参与与外部社会生态环境更广阔的互动循环，社会进步带动了美国有组织的学术发展，学术创新又带动了社会繁荣。追求真理和满足社会需要是应用型大学的本体价值，我国的应用型大学集群建设不能单纯将服务市场需求作为办学目标，即不能只是局限在应用型大学—市场的单维关系中，而是应该站在更高的视位——从服务社会的视角来看待大学与外部系统的双向循环，即应用型大学可以与一切外在需求相联系。党和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应用型大学自身要充分认识到社会生态环境的复杂性，主动利用一切外部资源把自身做大做强，同时应用型大学也要为一切社会需要服务。
最后，应用型大学作为一种新型大学组织应突破传统组织的局限，建成连接学术与社会的第三方组织机构。应用型大学本身就是连接学与术、研与用、知识与社会、校园与企业的第三部门中介组织，即作为一种将人才、知识、技术输送至社会系统、经济战线、行业产业的集成器，它一方面承载着政治使命，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社会责任，还要与区域行业产业企业动态智能匹配，从而在大学与社会链接的“打包完成”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独特价值。因此，应用型大学应及时调查社会的需求和掌握民间的需要，在实质性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过程中要进行全方位“形态重塑”和“角色再造”，通过建设第三方组织将工程技术研究成果随时转换为社会可用的成果或产品，从而打破应用型大学与社会生态环境的边界，共同组成更大的立体型组织系统。
总之，应用型大学从古典大学转型中“创生”、在现代大学发展中萌芽。从古典到现代，应用型大学的螺旋发展有一条非常清晰的文化脉络。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到来，新的人文主义渗透进了古典大学，“国王的大学”开始成为“国家的大学”，“教皇的大学”开始成为“平民的大学”，新知识的生产、民族语言的使用、工业革命的发生使更多人开始进入大学学习。大学进入组织化现代性阶段后更注重实用学科专业，科学技术被重新重视起来，但这时的科学技术与中世纪的科学技术已经有了本质区别，中世纪的科学技术是高层次“形而上”层面的，而且是面向精英人群的，而组织化现代性时期的科学技术，得益于教育民主化运动，是大众化、职业化、“形而下”层面的。美国对从欧洲继承来的大学特许状模式进行借鉴、改造、发展、创新，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美国特色的现代多元巨型大学系统，但为了满足社会的变化需求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几乎所有美国高校每隔5～10年都会更新和编制新的战略规划。在美国高校战略规划中不存在所谓的“应用型”大学，“应用型”在美国大学系统中并不是一种分层分类的存在，而是体现在任何一所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社区学院的功用中。古典大学的传统在欧洲国家根深蒂固，德国式大学与美国式大学有所不同，不可能像美国一样经历一次完全的大学洗牌，德国式大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主动结合国情和文化传统对原来的大学学位系统进行改造，创建了学士学位专业和制度，将该阶段的重点放在工程、技术、经济、社会等专业性领域。德国式大学以逐渐过渡、改造、新建的方式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应用科技大学成为与德国综合大学（精英型）、双元制大学（技职型）等共存的一类新型大学。日本本身就是科技发电站和新技术试验场，日本的私立院校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人毕业于私立院校，而私立院校的市场敏感性会刺激它们设置更实用的学群和专业，从而使日本大学成为“科技发电站”，助力日本在世界工程技术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在我国院校的科学定位、分类发展中，所谓的“型”是交织在一起的，并不是简单的“有”与“无”的关系，而应是“多”与“少”的关系。虽然应用型大学已经“创生”，但似乎它的界限又不那么清晰，或者本身就不存在纯哲学意义上的应用型大学。因此，在新时代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办学过程中，党和国家引导、大学自主革新可能才是更妥善的一种方式，这就要求在推动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上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遵循高等教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实现应用型大学“类型”逻辑的自我超越。
作者：陈明，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枣庄学院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冯用军，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副院长（援疆）。
来源：《江苏高教》2024年第6期
